魔幻现实主义的《毒枭》

在高中语文读本认识魔幻现实主义的《百年孤独》开始,然后又在《绝命毒师》里窥视到拉美世界的一角,但是真正令我领略现代拉美风情的是《毒枭》,西班牙语、天主教、弗拉明戈,毒枭的故事里总是少不了热情奔放的美女、黑红色的鲜血和炽热的枪火,每个人的人生都好像是一支热舞,尽情地旋转、跳跃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毒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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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谷歌地图上,看到我回不去的婚姻

BRIAN REA
BRIAN REA

January 15, 2019

约六周前,我丈夫搬出去了,我们将近19年的关系就此结束,但谷歌地图(Google Maps)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那天早上,我把孩子们带出去,方便他和两个法学院的朋友把他的东西装上一辆U-Haul货车,送去他租的房子。我们一致同意他搬出去,我们也一致同意了他带走的东西:他已故的老板留下的餐厅家具和绘画;我们买来装结婚碗碟的餐具柜;古董衣柜,那是我们住的第一个公寓的邻居留给我们的,因为他搬家的时候车上装不下。

我丈夫大多数要搬走的东西都是我帮忙收拾的,因为他工作太忙。我把我们的书、CD、圣诞饰物、马克杯都筛选了一遍。搅拌机:他的。料理机:我的。饼干模:他的。麦芬罐:我的。我们曾经的生活,就此一分为二。

虽然他住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远,但我还没去过他的房子。

几周前我远离在俄亥俄州的家,到图森参加一个写作入驻计划,我不知道我是发什么失心疯,会去谷歌搜我们的地址,总之我搜了,情况是这样:我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了我的家,我丈夫还住在里面,并且,我认为,还爱着我。照片是2016年1月拍的。

不,照片上是白天,所以我丈夫当时应该在上班。蓝色垃圾桶摆在路边,是满的,所以我知道那是礼拜一上午。地上有一点积雪,邻居的木兰树光秃秃的。它们在春天开花,有那么几天会美得不像话,然后花儿就凋零了,把两家的院子都弄得乱七八糟。

但我还是爱那些树。

虽然是冬天,我儿子的三轮车就丢在门廊。在没有车库的情况下,这就是放自行车的地方了。雪铲可能也放在附近。照片没法再放大了,所以我看不到正门边那个装着融雪盐的黄袋子,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。我知道袋子里有个当铲子用的橙色塑料杯。

我可能在里面,独自一人;我丈夫晚上才回来。我可能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,用两只手的食指一通敲,因为我一直没学会正确的打字。也许,我正在重新加热那杯我一直没顾上喝的咖啡。

下午,垃圾一收走,我就会从车道上取回开裂的垃圾桶,把它们拖回房子的一侧。我要步行去小学接女儿。接着,我开车带着她,去托儿所接儿子。

那景象跟红色、多石的图森比是天差地别,像是另一个星球,天上的星星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的都要多。

透过手提电脑屏幕,我能看到我家房子的窗户、门、长春花蓝的壁板和那片假装是花坛的东西——其实只是一道铺了木屑土的沟。我能看到屋前的走道,我丈夫会穿着他的正装和大衣走过来。那将是晚上6点左右,天已黑。孩子们和我可能会通过挡风门看到他,我儿子——2016年1月时只有3岁——可能会大喊一声“爸爸!”,然后奔过去迎接他。

那个寒冬的上午,谷歌的一个人开车经过,照了这张照片。两年半以后,我的婚姻变得无法维持。我需要解释为什么吗?我需要在这里说说发生了什么,对谁说,由谁来说?这不重要。

在仍挂在网上的我的房子2016年1月的那个版本里,我看不到我丈夫堆在餐厅桌子下的一双双鞋,或他遗落在房间四处的带黄渍的茶杯,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。他目前在读的书——同时要读那么多本——在旧躺椅上叠起,那把我们曾在上面无数次摇晃着儿子的躺椅。

我丈夫的洗发水在淋浴间里,他的剃须刀和剃须乳在水槽边。他的牙刷和枕头还在楼上;他直到两个夏天以后才开始睡沙发,而我们房子的那个版本永远不会放到网上——那个我们居住但没有生活在一起的版本。

人们——其他人,像我一样的人——对谷歌地图有疑问:“我怎样移除我家的照片?”“我怎样更新我房子的照片?”“我怎样去掉对我的房子的模糊处理?”

当我在谷歌地图上看我的房子,我是在看另一种生活。一个我设法要对好焦距的模糊了的生活。

“大部分照片是由汽车拍的,”我读到,“但也有一些是通过背包客、三轮车、步行、船只、摩托雪橇和水下装置拍的。”

我了解到,2018年,谷歌日本开始提供从狗的视角看到的街景。但在2016年1月,我们还没有狗。我们的波士顿㹴是在那年4月底收养的。她被虐待过,髋骨和脊椎从她那身大理石纹毛里凸了出来。

我们把她领回家那天,她咬了我丈夫的手,当时他试着把她抱起、放到车里。但之后她就变安生,在我怀里睡着了。看着那个周一早晨的我家房子的照片,我知道我独自一人在那里,没有狗在一旁蜷缩起、打鼾。没有狗那身带斑纹的白毛,让我把脸埋到里面哭泣。我在房子里面。我丈夫还在回家的路上。我还没有理由为他而哭泣。

我知道我不该折磨自己。我该合上电脑,再泡杯茶,再看一次显出不可思议的橙色的日落。我该写作,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但我抑制不住自己。我点回到先前照片的时间线,每一张都是我婚姻生活的一个节点。

我可以看到2015年11月:我的车在车道上,我独自在房子里,或者和3岁的儿子在一起。他还没上学,只去半天的日托。万圣节的装饰都还在,地面上散落着干枯的棕色树叶。前门旁边的松树上罩着我丈夫和孩子们扯开铺上去的棉花蜘蛛网。

那棵树一年后死了,他残忍地把它砍倒。

我可以再点击一次,看到2014年8月:我的车在车道上,儿子的婴儿车停在前侧走道上,我还在学步的小孩和我肯定在房子里。他很可能在打盹儿,或者我们在游戏室的地毯上堆着他的亮色积木。我的手机很可能在厨房操作台上充着电。或许在丈夫短信告诉我他回家吃饭或不用等时它会亮起。

我可以看到2012年6月:我的车在走道上,阳光在院子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邻居的玉兰花树绿意盎然,但花期已过。我在屋内,独自一人或和女儿一起,我怀着孕,儿子十月将出生——在两年流产两次之后。我丈夫将回家,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餐桌上——六年后将被他装上U-Haul车的那张桌子。每天晚上,桌上都会有一小堆他的东西:名片、零钱、我送给他作生日礼物的刻了名字的钱夹。当我在谷歌地图上看着我的房子——全然忘记了日落——我看到我们一家人的家。我看到我的孩子们画的家,长春花蓝色蜡笔涂的壁板,棕色的门,窗户是黑色方块和加号。如果把照片放大,我能看到松树的树桩。但看不到任何预示着我们的婚姻将终结的迹象。

我怎样在头脑里更新家的图像?怎样去掉它的模糊处理?

“街景每过一到三年会进行更新,”我读到。

距谷歌上次拍摄我们的街道已经快三年了,这意味着不久后的某天,一辆顶上装着摄像头的车将驶过,告诉我我已经知道的:我独自一人,试着更新,试着去掉模糊。

餐厅桌子下再也不会有男人的鞋,不会有带渍的茶杯。那一天,孩子们可能会在那里,或在学校,或在他们父亲的房子里。

——纽约时报 MAGGIE SMITH